他是我国第一代地质地貌科学家，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走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山大川；他也是我国最早完成了三极——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探险的科学家。他多次与死神狭路相逢——经历了雪崩、断指的绝望，也有过因失去队友而摘胆剜心的痛。但如今已过朝枚之年的他仍旧会说：“我依然想念冰川。我不怕死，如果死，我想死在冰川。”他就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崔之久。

初识冰川·一切相遇皆是注定

崔之久1933年生于安徽宣城，195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同年被保送至北京大学，成为我国地貌学家王乃樑的研究生。1957年中国第一次独立组织一支登山队去攀登贡嘎山主峰，其海拔七千五百多米，被誉为“蜀山之王”。当时正在北大地质地理系读地理研究生的崔之久被选中作为青年科学工作者一同前去。一行人从北京出发，辗转成都，最后到达康定，从康定开始进山，大概三天后到达贡嘎寺，又沿着小贡嘎冰川一直走，到达海拔四千三百米的一号营地时恰逢大雪，这场雪持续了三天。当时由于整个团队缺乏经验与学术知识，没有在雪停后等一两天再出发，选择了立即出发以至于在攀爬雪峰锥时不幸遭遇雪崩，一个与崔之久一同在北大求学的队友不幸遇难。虽然此次登山出师不利，但崔老仍选择坚持，他说：“这就跟当兵一样，死不死的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你考虑多了，还去不去啊？都知道有危险，对不对？就一心想完成任务，这是最重要的。”1957年从贡嘎山回来后，他毅然把专业转到了冰山研究方向，并于1958年发表论文《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副标题是——纪念为征服贡嘎山而牺牲的队友，这篇论文填补了当时我国现代冰川科考的空白，也是《地理学报》五十年来被引用最多的一篇论文，其学术地位不言而喻。雪山之凶险给崔之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但死亡的威胁并没有阻挡他的脚步，他怀着对冰山的热爱，秉陷阵之志，一往无前。

熟悉冰川·热爱可抵万千荆棘

贡嘎山的科考使崔之久与冰川结缘，也改变了他的一生。1959年，当科考队再次组织去慕士塔格峰进行考察时，他毫不犹豫的报名参加了。如果说，第一次去贡嘎山科考是被选中才去，有被动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第二次去慕士塔格峰科考，则是完全主动，这种动力是由热爱，不屈服与恒心组成的。雪山科考，要记录，要拍照，如果戴着大的鸭绒手套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崔之久毅然决定摘掉鸭绒手套，然而，还没有抵达山顶，他的手就已经麻木了。下山后，他很快被送到喀什。七月的喀什正是酷暑之季，崔之久的右手裹着厚厚的石膏，坐了三天飞机才抵达积水潭医院，在医院治疗了半年才痊愈。据崔之久的爱人回忆，她当时去积水潭医院看望崔老，“他上头没穿衣服，底下穿了一个竹布病裤服，脚也吊着，手也吊着，鼻子上还缺了一块”，着实是狼狈得很。右手的伤对崔之久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但即使手不方便，崔之久也没有想过要放弃。崔老无不自豪的说“事实证明，它也没影响我搞业务”。因为长期在野外、甚至是在一些极寒地带工作，崔老的面部神经会受到一些损伤，他的表情有时候不完全受自己的控制。不仅如此，崔老还曾经历过三次面瘫，谈及此，崔老一笑而过“习惯了”。他说：“我喜欢大自然，我一辈子就做了喜欢的事，我喜欢冰川。”

冰川探险·爱为动力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也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仅凭一己之力就成功。崔老也不例外，他的成功里有恩师的指点，有爱人的鼓励，更有母亲的支持。贡嘎之行前，竺可桢副院长找他聊天。他真正告诉了崔之久研究现代冰川的意义与冰川对大自然的意义，并以约翰·亨特所著《登埃弗勒斯峰》赠与崔之久，壮其贡嘎山之行。竺老对年轻人一辈科学家殷勤的期望，深深地打动了崔之久，他说：“我体会到他不仅仅壮了我的贡嘎山之行，而且可以说壮了我一辈子”。崔老与谢又予老师是北大的同学，崔老在登慕士塔格峰后受伤，在医院养伤期间，谢老师去医院看望他，主动帮他洗衣服，代他写家信，两人就此确立恋人关系，携手度过几十年，谢老给予崔老莫大的鼓励与支持。但在崔之久心中，他最感谢的是他的母亲。父亲去世后，崔之久一度想放弃学业，外出打工补贴家用，但崔老母亲坚持让他继续求学，崔老才得以考取南京大学。而她，靠绣花赚钱，供崔老上学。望着母亲留下的唯一一件绣品，崔老的心中满是想念与愧疚。他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可难受的，但是我有难受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我手里面拿着钱，虽然不是很多，有个几千几万的，可我妈妈享受不到了。”

在崔老身上有两个对比非常鲜明。一个是冷热，他经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地方工作，可是从来没有熄灭他心中追求科学的炽热。还有一个是长短，对崔老来说，时间有时候很长很长，因为他的研究对象可以千万年来计算；但有时候又很短很短，短到他无法陪伴母亲更多日子。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梦为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