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依欣)

接触此书的红色世界以来，我一直有个很大的疑问。

红军究竟有没有自我？

可能开篇妄议烈士先辈，还是以带有质疑色彩的问句试图立论，不是一个聪明的读者该有的构思。

但正巧，我不那么聪明。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像精神质朴、情怀简单、心思刚烈的红军在回答“大鼻子”斯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样，条件反射，理所应当。

“很少提到个人，而是强调组织与集体。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句总括性的话好像在试图回答这个“自我”的问题。

为什么想探究“自我”？从哲学角度上说，探索思想层面的问题可以更加靠近思维的哲学，好过在政治、物质等反复却又繁难的史实方方面面中陷入强烈的“怀疑与反怀疑”式纷争。我渴望于研究这群在“疯神捏就”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下生长的“红军”以及“红色的品德”，至于讨论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能够夺取政权与中国产业无产阶级所存在的条件和性格之间关联等类似的议题，或是阐述好“白色中国”和外国资本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双重剥削等因素之间的藕断丝连，非我力所能及。

我突然想到，这可能是一种阅读后遗症。约等于红军精神在我本人身上弥留的痕迹。那样一支拥有不可战胜的声誉、精神纪律、出色的装备、高度政治觉悟的铁打的军队，也许建成初始不过做了一件事，“简单”的事——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通过凶勐的土著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遭到全中国白军半数的追击......通过所有一切天然障碍物，并且打破了粤、湘、桂、黔、滇、康、川、甘、陕地方军队的堵截，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北——仅仅是从扩充西北根据地这一狭长方面来说，我描述得算是艰辛，但这些不过他们的力所能及。

是的，力所能及。

如小红军所说：“这整个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过两倍于美国宽度的距离的小事情。”这让我想起大部队前往预旺县的时候，经过内蒙草原上看见的野羚羊——速度惊人，姿态优美。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景色，不过是跟从本心。“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得歪歪斜斜的字，”斯诺这样记录一位红军，“好像是带着污泥的鸡爪子在干净的地席上留下的脚印，他还期期艾艾地念着刚写上去的几句话。接着，好像戏剧的高潮一样，他拿出一支铅笔头，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了他的名字。”同内蒙草原的野羚羊不同的，是他们的姿态吧。大概并不是那么优美——他们会用小本子吃力地记政治课笔记、会用吃西瓜来庆祝一场战斗、会因为想到自己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留下感人的泪水（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徐特立）——

有的人啊，表面上是成熟的老羚羊，背地里其实是小羊崽。

我大概是窥探见他们“狂野又稚嫩”的自我了。

可贵的是这样的自我产生于那样的一个“疯神捏就”的自然状态，以及悲壮的社会背景——在赤贫与巨富中间，在国民党政府与帝国主义的狗苟蝇营之间，在锤子、镰刀与红星的碰撞交接融合中间快快活活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明的”鬣狗都在磨牙，但他们却自然成为了历史的、民族的的张力。什么农奴、什么税务，政府主义下“血有几寸厚，连狗都逃走”的老百姓惨淡众生相也不能够压迫、击倒的，是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狂热的信仰。也正是这信仰救他们于水火，在“红色的品德”中获得新生的他们“有你有我”，但不分彼此——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做那个呐喊“兄弟们，向前冲！”的“尊我”，但却有“兄弟们，跟我来！”的“自我”。

他们最大的自我，是在整体里实现了个人的民主，然后看起来像制度上的统一民主。这呈现出来的“机械感”，看起来反倒有专制的意味了。

中国在为人处世、甚至在治国经世上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大概如此。《舌尖》讲饮食，说五味使中国菜的味道千变万化，也为中国人在回味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厨房里，五味的最佳存在方式，并不是让其中有某一味显得格外突出，而是五味的调和以及平衡。”——其中提体现的大道至简、一生万物，或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思想，大概和红军的整体风貌，是一种精神气质。

斯诺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很奇妙的人，因为他们总是长期、毫不妥协、不像中国人那样战斗。他们被说成是狂野的“赤匪”，是山沟险峰的平地一声雷，是滔天的海浪游侠，一点不笨重，灵活也快活。他们中间有戴着一顶褪色的灰色帽子、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下面却是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的“小鬼”，也有以“朱毛”为代表的诚实可靠的“匪首”。他们年轻，对生存自信。

在当时物质方面混沌的社会里面，他们严肃规整且丰富的生活下成就的，是与“消极的满足”相对立的、很高级的精神情感。

而那种“对生存自信”的生存姿态，则是在如今这个精神方面混沌的社会里面，与“热烈的欲望”相对立的、很简单却极少人拥有的精神样貌。

虽然从一些方面来说——“他们和父母妻儿的感情维系好像不是很亲——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或主动或被动选择离开家庭，有些甚至认为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确乎是显得有点新潮了，在严肃的历史批判学家中间可能要有点质疑和“去其糟粕”的声音的，但这恰巧是“自我”的另一种存在形式。红军非圣人，他们的光芒或来自于磅礴的历史本身，来自于英勇的个人牺牲，或者是以上我所说的那些全部夸赞褒扬下的光鲜；但光芒引起的精神共鸣，归根结底是来自于他们只要作为肉体凡胎，就必然会产生的闭塞的思想极端、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无法逃避的人生窘迫、一些很难完全正面宣扬的行为思想。

就像伟大领袖毛泽东身上的闪光，作为农民的个人习惯，那种称之为本源、本心的东西，永远要在作为领袖的指导能力之上。

“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顽皮的孩子相。全身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仍旧给你农村青年的印象。好像刚从水稻田里面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队伍。”——褪去“赤匪之光”，我想大部分的红军故事，惊心动魄起来大概就是像徐海东这样吧。

其英勇壮烈，叫人难以置信。

其忠贞快意，叫人心驰神往。

不然，怎么称得上“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