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依欣）我向来不好读史书，即使知道读史使人明智，或者，使人看起来明智。

不好读，但不是读不懂。很多时候不喜欢读的根源仅仅是在亲身阅读书籍、追完历史正剧、听完学术大牛的剖析之后，产生的一种颓颓然——发现仅凭自己个人并不能够看得太深，或是看到深处发觉也不过如此；抑或是午夜梦回，明了洞悉一切却还是不能扭转微势，即使身处梦境。

颓然是为消极，就应当被取缔。人为灵敏活物，悲喜好恶往往发迹于青萍之末，该不该读史，由历史本身深刻性决定，也看机遇——

促使我有趣兴完成《万历十五年》这一阅读任务的，说来还是影视剧里太过刚正可爱的张居正先生。在《大明王朝1566》里，虽然着重刻画的是万历祖父嘉靖和海瑞，以及大奸似忠的严嵩，但这不妨碍我执着地期待张居正的每一次略带萌点的亮相。这种对颜值的肤浅关注，支撑着我饶有趣味地看完“倒严”的历史线索之下呈现的明朝文官争斗大戏。观赏一群大男人的勾心斗角大戏虽为我打下一定的心理基础，但后来看《万》时却还是会为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的文官争斗扼腕叹息。

——由此可知，已知读史为正确，但要真正去适应读史，培养相应的状态，需要机遇。机遇一成，兴趣之细末生，进而以史为镜诚意正心，是为人道之良善，本质也是天道之与人道的有机融合。

这便是我要讲的道理。也是我从《万历十五年》里，尤其是首辅申时行上读到的东西。

我们先来谈谈时代。在实施严格中央集权的明朝，施政方针着眼于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皇帝一人君临天下，虽具有最高权威，但却挂着天意所归的名义，这种天意又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体现出来。皇帝与大臣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信念靠礼仪，更靠法治，但统治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得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为楷模。国家体制上实施的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依靠文牍，所以选贤任能，促成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学术上造诣深厚的文士成为大政治家、给皇帝当顾问，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妥。但是，从重文官发展到以道德代替法制、以至道德指导行政甚至代替行政，这就为之后朝廷上的种种悲剧埋下祸端。

在申时行身上的悲剧，由立储起，其中夹杂着伦理道德的羁绊、皇帝性格中的偏执，但归根结底是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要剖析申时行，就不得不提到万历皇帝。在明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皇帝万历只是处置国事的一个“象征”。他作为皇帝的职责是“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选贤举能以带动社会诚信和谐、巩固朝纲。但他又要做到“寓至善于无形”——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这就很考验，或者说折磨一个人的意志了。从1585年打倒张居正之后诚心诚意、干劲满满地带领文武百官步行祈雨，到看出自己受制于廷臣，知道自己立常洵为太子的计划不能成功而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万历逐步悲剧化。

但这和上文中的道理又有什么相似呢？简单说来，万历知道自己怎样做是对的，但是由于没有机遇促使他想那样做。他只能消极怠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扣留奏折在宫内，然后用无为而治来搪塞文官，因为他没有机遇。申时行晚年辞职家居，追思往事，回忆起自己在担任首辅八年半的时间中，曾有一个绝好的机会襄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在历史上留下“万历之治”的美名——即1585年倒张后、1586年立储事端的主角常洵尚未出生前的几个月，那时的万历何等精神焕发，但是此次机缘却十分短暂，申时行说，是他没把握住。

是申时行没把握住吗？不尽然。

仔细研究申时行，会发现与历任首辅相比，他算是最没有瑕疵，最璞玉的一个了。经历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他努力学习高中状元，在翰林院工作在职仅七个月就被命为大学士；以才干取得张的信任而不是谄媚，张死了他承认张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他的过失而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对早朝与经筵，他一如既往恪尽职守，一直坚信经筵着眼点在于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他说朝廷最大的任务就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并懂得事态发展到了限度之外就要用恕道来原谅过失；他像单纯书生——“文官要按四书，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 ，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朝廷上下一心和衷共济。”；他又如精明国师——知政知国知人，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知道一项政策能否实施以及成败全看它与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更知道这帝国之建设无宏愿，仅仅是保证黎民不饥不寒而维持长治久安；政治上，他在黄河泛滥问题和北边边防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品性上，书中凡提到申时行，不外乎“ 调济折衷的和事老”、“懂得为臣之道”、“温和谦逊且不愿意宣扬别人缺点”、“ “蕴藉不立崖异”（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等等，即使有谈及他的缺点，也是用“充愣”、“老成”或“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发完牢骚之后抖擞精神”或这样的带褒义的形容。

总的来说，申时行身上有种平和的气质，波澜不惊，知世故也偶尔行世故求得磨合，但内心澄净。在这样纷乱的朝政中，没有说名垂青史，但也不至于声名狼藉，懂得呕心沥血也懂得明哲保身，他已然活得明白。回到上文“把握机遇”的问题——“万历之治”，何为“万历之治”？主角当然是万历。申时行这么多年来已经按照1574年10岁的万历写给他的“责难陈善”所言，规劝皇帝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甚至在1584 的御林军事件中以办理外交的方式来主持内政——从中调剂、就事匡维，提出“显谏者不若潜移为妙”，一生中不变的殚精竭虑和体恤时艰的品格，完全不是“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的谦逊所能藏得住的，而那“王师未奏康居捷，衣扈水占大有年”也轮不到这样一个首辅大人来忏悔和感到对不住。正如书中所说，生当世末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有时代性，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所以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不由分说就去做了，根本无所谓机遇不机遇。这已经是最大的人道之善。至于“万历之治”的苗头短暂而极快地消逝，还有后来导致申时行下台的核心问题“立储”，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朝廷纷争，最终都不难归结到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上去。而这又是一个“朝代病”，任何一个已经衰败或正在衰败的朝代都有病，而明朝的“朝代病”，以声势浩大的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朝代病”，就是知道该如何做却找不到机遇的万历皇帝，以及所有知道该如何做却只能尽人事听天命的“申时行们”，最大的阻碍。

行文至此，纵然并不肯定自己是否将书中作者的意旨理解得十有八九，但是往往进行追根溯源，以较为辩证的视角审视当时的旧朝廷之时，又应了开头，心下不免陡生悲凉......暂且将此颓然之惯性视做我这类人的“病”吧，且学申阁老泊然处中付诸一笑，然后重阅史书，一读再读，能以史为镜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