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水河

季水河(1954-)，四川邻水人，中共党员，现为湘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美学理论纲要》等学术著作11部，主编、合著《新编比较文学教程》等著作、教材20部，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获省部级科研、教学成果一等奖6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含重点项目1项)，国家精品课程1门，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1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1门，国家教学改革项目1项。曾获“全国优秀教师”、“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等荣誉称号或奖励。先后担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委员会专家、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会长等学术职务。

我对“时代”一词抱有深深的敬意。

1977年，我迈入大学，进入了一个尊重知识、重视文化的时代。

2014年，我在大学讲台上站了35年，进入了一个以人为本，共筑梦想的开放时代。

我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我所处的时代。

成为一名教师

成为一名教师，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在未满17岁时，我就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直到今天，我依然站在讲台上给学生授课。回顾自己的教育生涯，我惊奇地发现，除了幼儿园外，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和博士我都教过。这的确有点传奇色彩，尤其对现在年轻一代而言更是如此。

1961年我开始读小学，1966年参加了小学毕业升初中考试。当时我所在的小学有近百名毕业生，只有七八人考取了县中学，我是其中幸运的一个。1969年，我初中毕业，恰逢“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高中和大学都已经停止招生，我只好回到农村。1972年，公社招一批民办教师，我读小学时的教导主任认为我读书时成绩很好，又读了中学，可以成为一名教师。就这样，1972年1月1日，在未满17岁时，我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

走上小学讲坛，可以说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主动选择的因素。我的启蒙老师叫刘举，五十岁左右，人很瘦，背有点驼，生活清贫，常常自带一点粮食，然后捡一点儿柴做饭。冬天的时候还给我们烧洗脚水。这位老师对我们既充满爱心，又特别严格，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有一点素质教育的味道。初小毕业进高小，五年级的老师叫李运坤，六年级的老师叫李太坤，他们的课上得极好，对学生也很慈爱。他们很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而他们自己的品德也极为端正，给我们补课也完全是义务的。我今天拿笔的姿势和坐立的姿势，都受到他们的影响。过去的小学老师都是全面发展的，他们一个人教几乎所有的课程——语文、算术、音乐、绘画等。我从小觉得教师是光荣和崇高的职业，就是因为我的小学老师给我树立了榜样。我很希望像他们一样，做一名小学老师。

1975年，我被调到公社中学担任教师。在这几年的教书期间，我利用闲暇时间，经常给公社和区里的相关领导写讲话稿，后来又开始写新闻稿，甚至写短篇小说、相声和独幕话剧。1973年7月在《通川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从此到1977年的三年半时间，我发表了三四十篇新闻稿，其中最长的一篇有四千字。可以说，在我们县里面，我已经算“笔杆子”了。县里曾经想调我去搞报道，但是没读大学，没有办法解决户口问题，这就让我有了到大学深造的想法和机会。

萌生当一名大学老师的想法，缘于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决裂》。电影中有一个“反面人物”形象：一个专门研究马的大学老师。这位老师戴着一副眼镜，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有一个学生站起来批评老师，说我们养的是猪和牛，你怎么来讲马尾巴的功能!虽然这位大学老师在电影中是作为被批判对象出现的，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形象，那时我就认为大学老师都应该像他一样风度翩翩。1977年，我进入大学，终于见到了现实中的大学老师，发现老师们真如我想象中那样有学问有风度，羡慕极了。当时就暗自下决心，要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因为有比较丰富的新闻实践，所以读大学时我就想去读新闻专业，但在1977年那时，新闻是稀缺专业，极少有高校招生。于是我报考了中文系。在当时，大学非常缺教师，学习成绩好的大学生如果愿意，毕业后就可以做大学教师。在大学里，我一直坚持写作，担任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经常主编墙报和简报，还被评为省级优秀大学生，算是“学习好”的那部分学生。同时因为受电影《决裂》的影响，对大学老师早有好感，所以毕业后我就选择了到大学任教。

从成为一名教师到现在，我已经在教师岗位上坚守了40余年，大学讲台上有了35个春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叹万千。如果当时去搞新闻报道，可能我的人生轨迹也会完全不同。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可能一个很小的事情，或者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就会完全改变人的一生。因此，在我的人生路上，得意时淡然面对,失意时泰然处之。

蒋孔阳先生的帮助

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帮助过我、值得我感激的人。我的小学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给我树立了榜样。在我进入高校尤其是进入湘潭大学后，领导的培养和同事的支持也让我一直感激于心。但如果仅从学术上的帮助和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蒋孔阳先生，我出版的第一本书《美学理论纲要》的序言就是他作的。

蒋孔阳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美学学会的副会长。我钻研美学的时候在专科学校教书，也没有什么名师指导。刚踏进美学领域时，在我读的美学书中，蒋先生所著的最多。我买了他出版的每一本书，他的《形象与典型》、《美和美的创造》、《德国古典美学》等，尤其是《美学新论》，我反复读了多次，对他甚是佩服。蒋先生是学经济的，后来转而研究美学，成为我国比较早的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成就非常高。他不仅研究德国古典美学，也研究中国古典美学，主要是美学原理和文学理论。他的美学立足点是“实践”，认为美是人类在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客观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类客观的生活实践是一切美与美感的根源。对于这点，我非常认同。

蒋先生的书有一个特点——他善于将深奥的理论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大行其道，各种深奥的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但蒋先生做得很好，他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来“化”西方的东西，最后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我很欣赏这种做法。读我的《美学理论纲要》就会发现，书中引用蒋先生的话也相对多一些。后来，我还写了一篇研究他美学思想的论文，叫《亦中亦西，恒新恒异——论蒋孔阳美学思想的超越性及未来意义》，发表在影响较大的期刊《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

蒋先生既是我学术的导师，又是我学术上的一个标杆。我年轻时在研究美学的路上，常常给蒋先生写信求教，他每一封都及时地回复了。我们先后通了二十多封信，从他的指教中，我受益良多。当时他已是中国美学学会的副会长、中国著名的美学家，对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却做到了有求必应，对比当今一些所谓名家的做派，真叫人唏嘘。我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寄给他看，他给我提了指导性的意见。应该说，他当年对我的耐心和细心，对我现在指导学生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我现在无论多忙，只要学生找我，比如在考硕、考博、出国、工作等方面需要我帮助，如果能做到，我都会一一去帮助。在我以前当班主任期间，还曾邀请全班40多名同学分批到我家中作客，给他们做我的拿手菜“美学肉丝”。我认为培养学生，不仅仅是教授他们知识，更是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情操的教育，让他们学会做人，这样才能助其在社会上立足。

我希望将当年蒋先生对我的那份关怀继承下来，带给我的学生。

读书做学问是一种乐趣

有很多人问我：有时候为做一篇论文，需要读大量的书，花费大量的时间，难道就不会觉得枯燥吗?你这么几十年来反反复复，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在我看来，人不管做什么事，如果对它充满兴趣，有严谨的态度，有献身的精神，那么，便没有什么做不成。学术研究是我的兴趣所在，这些年来我一直乐在其中。

我爱读书，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用的知识。20世纪80—90年代，我每次出差都会前往当地书店买些好书。在我去过的城市里，最熟悉的是当地的书店。1982年到1993年来“湘大”之前这段时间，我一边教书，一边在“人大”、“武大”学习文艺学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我基本上是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度过的，回到寝室也是自己看书。那时去王府井书店，从“人大”坐3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一毛钱，再坐103路公交车到王府井一毛钱，来回四毛钱的交通费。在“人大”的一年时间中，我买了四大箱子书。读书的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了现在，每天无论多么忙，都会坚持看书。多读书、读好书，不仅能增广见闻，还能令人思维活跃、触类旁通。我对自己的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鼓励他们多读书，并且不仅仅读自己专业的书，还力争博广多方涉足。比如，我要求比较文学和新闻学的研究生第一学期要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完以后要聚在一起分享读书心得。另外，我有藏书爱好。我家藏书数以万计，古今中外、自科社科，都有涉及。

与读书相辅相成的，是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转化成学问。做研究对于一名大学教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老师应该需要一定的天赋，但后天的努力更重要。自己虽然做得不是最好，但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我到“湘大”后，在教学方面，主持了“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获省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 4 项;在科研方面，主持了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重点项目1项)，出版学术著作十多部，在《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并先后获省部级一、二等奖6项，等等。取得这些成绩，可能有一些天赋因素，但主要是靠后天的努力。

我的性格是做人做事要力争杰出。在大学教书，我的目标定得很高——当个好教授。要想当个好教授，除讲课要好以外，在科研上也要做得好。一旦确定了目标，我就会删除一些与目标不相符的东西。可以说，外部躁动的环境对我影响比较小。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国家和个人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80年代初刚结婚时，我每月的工资是53元，我夫人每月的工资是47元，但我一年中会买两、三百元钱的书。那时我很缺钱，但我没有把钱放在第一位。很多同事去电大、成教上课，一个星期能挣不少，甚至相当于半年的工资。但我基本上不出去上教学计划之外的课，我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我夫人知道我热爱学术，也非常支持我。因为有这种取舍，所以1983年我就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论文，1987年论文就上了《文学评论》。我在“武大”读一年研究生课程，七门课程考试写了七篇论文，全部发表了，而且多数发表于较高级别的期刊，可以想象当时的努力程度。后来我之所以能 来“湘大”，不仅因为当时“湘大”文学理论学科急需人才，也因为我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比较多，比如出版了专著《美学理论纲要》，在《文学评论》等高级别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有好几篇论文还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美学》、《外国文学》全文转载。联系我自己的经历，我想告诉现在的研究生，平时做课程论文，不要东拼西凑，更不要抄袭，那样对自己没有好处，既浪费了时间，又养成了坏习惯。

学贵有恒，业精于勤。记得有一年过年，为了抓紧做一个课题，我大年三十都是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度过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很享受这样一种做学术的状态。

一生有这样的一次足矣

2013年5月26日，是我非常难忘的一天。

2013年3月，我的几位学生找到我，说今年是我从教40周年，也是来“湘大”工作的20年，希望搞一个师生聚会活动来祝贺。我对这一形式并不在意，但能和学生们聚一聚，聊聊天，我是非常乐意的。本以为就是二三十个在校学生一起聚聚，但没想到的是，他们自发组织，通过QQ群和打电话，联系上了我来“湘大”后带过的一、二届本科生代表、硕士生、博士生共二百多名学生。5月26日，这些学生从天南地北赶回“湘大”，欢聚一堂，为我同庆纪念。

作为一名老师，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对于我来说，就是看到我的学生有出息。我在大学的教学一线已经坚守了35周年，教过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现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马列文论、写作、文学概论、美学、西方文论、比较文学、中西美学比较研究、人文科学方法论、中外新闻传播思想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专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等十几门课程。这么多年来，我的很多学生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精英。他们有的在政界，已是厅级干部;有的在学术界，已晋升为教授、副教授;还有的在商界、在新闻界，在各行各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5月26日那天，当看到学生们回到“湘大”欢聚一堂时，我内心是多么的激动啊。他们给我送上了诚挚的祝福，我也衷心祝愿他们能更上一层楼。我们举杯共饮，无所不谈。在聚会中，学生们还特意为我制作了感人至深的视频《静水河深》，回顾了我这几十年来的教学和科研经历。看着视频，我感到非常骄傲，但这份骄傲并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的这些学生。他们的一句“老师，我回来了”，足以让我感动不已。

我知道，现在“老师”这一称谓，并不像以前那么受人尊重。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及高校评价体制的量化等原因，不可否认，有不少老师的品质出了问题——有人学术造假、抄袭和剽窃;有人在私生活方面不严肃，搞“潜规则”……这些问题披露多了，或者坊间流传多了，教师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受损。这就警示我们，少数人的行为影响的是一个群体的形象。所以每位老师都应洁身自好、摆正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老师应该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地教书，严谨地做学问，对教书和做学问都要有敬畏和忠诚之心。这样才能献身教学和科研，远离那些有损高校教师形象的事。

作为一名教师，无论是教书还是治学，都有两种境界。一种可以称之为“器”，一种可以称之为“道”。

器者，形而下，将教书、治学当作谋生的手段、赚钱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觉没啥意义。

道者，形而上，将教书、治学作为一种生活态度、理想追求，一旦达到目的，便入高峰体验。

我诚为“布道者”，在授道、传业、解惑上“衣带渐宽终不悔”!

(整理：刘煜程，2014年3月，入编湖南省社科联《名人忆事》丛书)

[责编:彭永礼]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