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云波(必赢线路检测中心教授)

张铁夫老师与88届研究生合影

人物档案：

张铁夫(1938-2012)，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会长。1999年10月获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发的普希金纪念奖章，2001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3年获"第二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称号，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普希金研究学者。主要成果有:《普希金与莎士比亚》等10余篇系列论文，《普希金论文学》、《凯恩回忆录》、《普希金文集·第七卷》、《俄罗斯的夜莺--普希金书信选》等6部译著，以及"普希金研究四部曲"《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普希金与中国》《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普希金学术史研究》，形成了一个由论文、译著和专著组成的普希金研究系统工程。

一

张铁夫老师来湘潭大学，整整三十年了。

1976年5月的那个有雨的日子，隆隆的车轮为他的人生碾出了一道分界线。那年他还不到四十岁。

在大武汉，在焕乎其文的华中师大，张老师也待了整整二十年。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选择了百废待兴的湘大，我没问过。

那时的湘大，还是一块待开垦的黄土地。羊牯塘，那个没有了羊的地方，荒芜，贫瘠。张老师他们只能住在农家，在煤油灯下备课，炎热的夏天，把脚浸在水桶里，防蚊，驱热。

我七九年进湘大的时候，校门边尚余一排平房，据说那就是学兄们上课的地方。路还是黄泥巴路，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看电影就在空地上挂一块银幕。那时，我们都把湘大叫做都市里的村庄，那时，学生办了一个油印的刊物，就叫《黄土地》。

那时的湘大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壮志豪情。他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里来，立志在毛主席的家乡办出一所一流的大学，所谓北有北大，南有湘大。张老师大约也属于这激情昂然中的一个。

最终，湘大终于没能办成北大。九十年代，随着许多机会的丧失，人才的流失，相对那些走上发展的快车道的学校，湘大反而给人日益沉寂的感觉。这里有时代的原因，有地缘的因素，有人为的失误，还有就是，这些“都市里的村民”，虽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却过于朴拙，不会“作死的搞”。于是，湘大便慢慢显得有点落伍了。

但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大家都过于急切地想要“秀”出你自己，占据舞台的中心。有时不识时务，甘居边缘，也就更为难能可贵。就像王妍慧在《课堂外的三堂课》中说到的一件事，2003年初，湘潭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张老师发言，说湘潭大学由于距离文化中心较远，确有其不足之处，但同时也获得了一种特有的优势。学者可以远离喧嚣的都市诱惑，克服时下流行于学术界的浮躁情绪，潜心涵泳于精神世界，坚韧不拔，持之以恒……

也许，这便代表了湘大的一种精神。八十年代的湘大中文系，有不少优秀的乃至大师级的学者。他们都不事张扬，却在各自的领域潜心学问，辛勤耕耘，开辟出一方独特的天地。学生们置身于其中，不知不觉的，也就被感染了。

曾经听过彭燕郊老师的“诗的艺术”课，听他朗读自己的诗《家》：

小小的蜗牛

带着他小小的家

世界是这样广大

而他没有占有一寸土地

听彭老师饱含深情地分析波德莱尔的《信天翁》：

云霄里的王者，诗人也跟你相同，

你出没于暴风雨中，嘲笑弓手;

一被放逐到地上，陷于嘲骂声中，

巨人似的翅膀反倒妨碍行走。

在这个喧嚣的世间，如何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品格，也就至为重要了。彭老师的诗，越到晚期，越醇厚耐读，大概与他一直安守边缘、看世事沧桑有关吧!

张铁夫与彭燕郊先生

张铁夫老师则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行走于世间。与一般的学者相比，他的为人处世，似更多了一些圆融。所以，他能创下很多的“政绩”，但他从来又无心于此，任何时候都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如何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他在60岁的时候，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专著《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接连推出《普希金与中国》、《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群星灿烂的文学——俄罗斯文学论集》。问他原因，他说，在兼行政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做点翻译，因为翻译可以随时停下，有空时再续下去。当官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与奉献，退下来，反而是一种解脱，自由了。六十一甲子，生命在完成了一个轮回之后，进入了崭新的“第五季”。

几十年过去，湘大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张老师却像一棵不老松，永远坚守着，成了那块土地上的一种象征。如今，黄土地上的树，都已经亭亭如盖，而我们，也像那野草，不经意之间，疯长起来，泛滥成一片斑斓的绿色。也许，这其中，便有着某种精神的延续。

二

张老师其实是个理想主义者。

据说，张老师在大学俄语系念书时就演过保尔，他在回忆他老师的文章中说，“这次演出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部用“青春和生命写成的作品”，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理想、崇高、英雄主义……

而在张老师众多的翻译作品中，最让他倾心的，就是那部《面向秋野》了。

“看完《面向秋野》的最后一页清样，已经是夜半了。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轻轻地推开窗子，一股略带寒意的清新空气猛然扑进窗内，使人顿觉神清气爽。作为一个译者，欣慰的同时，一种不可名状的惆怅又袭上心头。这个“深夜无言的旅伴，金色黎明的朋友，神圣家宅的友人”，要离去了，让人满是依依惜别之情……”

从来没有见过张老师用如此饱含深情的文字，写一篇译后记。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个浪漫主义者，他的《金蔷薇》，以其灵动的思想、诗意的笔触，感动了许多中国读者。而《面向秋野》延续的也是这种“散文的诗意”。张老师骨子里也是一个喜欢“诗”的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后来以普希金作为自己终生的“旅伴”，恐怕也是因为这一点吧!

看起来，张老师与普希金，除了那个高鼻梁，其他实在是很少共同之处。普希金是个激情昂然的诗人，张老师则似乎永远是平和的，情感内敛的;普希金善变，好走极端，总在追求着刺激的东西：

我熟悉战斗，爱听刀剑之声，

从小我就把武功崇敬，

爱玩浴血厮杀的游戏，

死亡在我看来十分可亲。

张老师的生活，则总是井井有条，四平八稳，极有规律，甚至近乎刻板;普希金永远活在对爱情的追逐中，女性之美孕育了他优美的诗歌，张老师则总是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有也是“没有意思”的故事……真无法想象，他却把自己的大半生，基本上全部献给了普希金，翻译普希金的文论和凯恩回忆录，撰写有关普希金的论文，完成普希金研究三部曲，一心培养中国“普希金学”的传人，那样执着、专一、无怨无悔。普希金似乎成了他一生难解的情结。

张老师曾经说，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有如初恋，永远难忘，而对他而言，普希金也是像初恋一样亲切和珍贵的。在那个只有革命、没有爱情的年代，普希金的诗歌，特别是他的自由诗和爱情诗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喜爱，那是很自然的。不止是张老师，中国整整的一代知识分子，都曾经为普希金激动过。正像彭燕郊老师也把普希金当做他“心上的诗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下，中国需要浪漫主义。长期的帝制禁锢，沉重的礼教枷锁……这时，忽然传来了普希金、拜伦个性鲜明、毫无顾忌的自由之声，人们不向他们奔去，才奇怪呢!”

张老师曾经以富于诗意的笔触，谈到过第一次接触普希金的那种“初恋”一般的感觉。后来，这份“恋情”伴随他一生，成了他“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尽管年轻的一代，已经越过普希金，在现代主义的“荒原”上渐行渐远，尽管彭燕郊老师在经过自我反省之后也发出了“告别浪漫主义”的宣言，但普希金对张老师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代表的其实是一份青春的记忆。一生守着普希金，于是，我们也就从张老师平静的外表下，看到了滚滚的诗情的涌动;在他貌似刻板的生活里，感受到一份葱笼的绿意。一个人，到老了，还有诗，有梦，真好!

1833年，普希金在一首题为《秋》的诗中写道：

我忘记了世界，在甜蜜的宁静中

我的幻想使我如痴如梦，

于是，诗兴在我心中苏醒：

内心里洋溢着滚滚的激情，

它颤栗、呼唤、寻求，梦魂中

想要自由自在地倾泻尽净……

有了这一份诗情，生命也就不寂寞了。

三

那天，在湘大商量文集出版的事，张老师让我再写个编后记，我说，到时看还有没有话可说。回来，重读一遍张老师的论文、随笔，包括师兄弟妹们写先生的文字，想起过去的日子里的点点滴滴，竟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顺手写下一个题目：多年师徒成父子，文字也源源不断地从内心里流了出来……

其实，这种感觉，也是师兄弟妹们共同的心声。汤林峄写“恩师如父”，梁觉聪回味“我们都是一家人”的那种温馨的感觉，沈云霞写与先生结下的慈父般的缘分，还有，弟子们俏皮地给“师父”起外号，缠着讲“没有故事”的故事……在这个“家”的“子女”中，有风华正茂的少年，也有快要退休了的“长者”，大家济济一堂，不分彼此。当学弟学妹们总要尊我为“何老师”时，其实内心里是希望他们叫一声“大师兄”的。

在这个家里，张老师就是一家之长，既严格，不怒自威，又宽容、慈祥，充满民主的精神。就像当我以年轻人特有的叛逆精神，不断地写文章质疑保尔·柯察金的人生选择的时候，尽管张老师内心里可能不以为然，但他从来不会阻止我们去“说三道四”。而当我越来越“不务正业”，离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文学越来越远，在“棋声流水古松间”玩儿得不亦乐乎，张老师以他一如既往的宽容，让我们自由地去挥霍“才情”，他反而经常成了我等“不务正业”的义务宣传员。

而当弟子们到处跑马的时候，张老师一边远远地看着，鼓励着，他自己又总是沉静地守着他的书斋，在普希金的艺术世界里自得其乐。想起老一辈的学人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曾有学生问他：“老师，逻辑学这门学问这么枯燥，您为什么要研究呢?”金回答：“我觉得它很好玩”。这回答，真是既率直可爱又耐人寻味。当金先生在哲学王国里自由嬉戏，既不把哲学看作是为某种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也不把它当成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在那个纷乱的时代，肮脏的小阁楼便为他提供了“诗意地栖息”的精神空间。游戏，也便成了学问乃至整个人生的一种难得的境界。

如今，张老师做学问，恐怕也有了一点游戏的感觉吧!尽管他的学问永远是那么严谨，那么一丝不苟，但当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不再仅仅是为了“名”与“利”，而更多地是出于精神的内在的需要，学问也就可以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

那天，我劝张老师以后可以多写点闲散的文字了。他一边答应着，一边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陈众议所长主编一套外国作家学术史研究丛书，请他主持编写普希金卷。我知道，他1991年去俄罗斯访学时，做的课题就是“俄苏普希金学史”，并且准备了许多资料。如今他终于有机会把拟想中的《普希金学史稿》完成了，永远的普希金，看来还要继续与张老师相依相伴。其实，做什么已经不再重要，关键是它能给你带来精神的充实与快乐。由此，我们只能祝愿，未来的日子里，张老师能拥有更多的“波尔金诺的秋天”!

四

这本文集，名为《理想的守望与追寻》，便算得是那秋天里的一束小花，一串果实。这里有张老师近期研究普希金的一些代表性论文，这些论文承袭的是先生一如既往的朴实严谨的文风，哪怕是跟人论争，也是平心静气地说理，从不摆出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架势。文如其人，这也是张老师做人的风格。而那些欧俄文化随笔，又让我们看到了张老师的另一面，在朴实的叙事中，蕴涵着一份深厚而绵长的情感。流连在普希金的彼得堡，沿着普希金的足迹，在下诺夫戈罗德、波尔金诺一路寻寻觅觅，一次次来到莫斯科的普希金纪念碑前，献上一瓣虔诚的心香……那感觉，真的就像在寻找少年时代的恋人的踪迹啊!而当来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乡雅斯纳雅·波良纳，在那个“明媚的林中空地”，沿着那条名叫“普列什佩克特”的大路朝庄园深处走去，那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曾经走过的路，“树枝上的积雪偶尔落到地下的沙沙声”，把人引入作家的美妙的艺术世界。而弗拉基米尔地区的乡间小路，罗马斗兽场的废墟，威尼斯的叹息桥，巴黎塞纳河畔的圣母院，唤起的都是关于文学的情思与记忆……

有人说，文学就是回忆;又有人说，文学抒写的永远是关于寻求的故事。张老师的行走，就是他人生的一次次的寻觅。以内心里的文学来映照现实，以现实来唤醒记忆，而后，便有了一个动人的让人流连的世界。张老师写到波尔金诺，那个普希金家族领地上的两棵“小枫树”：

“太阳火辣辣地当空照着，天气像盛夏一样炎热。然而我们惊喜地发现，普希金故居附近有两棵小枫树，它们在万绿丛中发出红灿灿的光华，显得特别美丽。这两棵小枫树也许是秋的使者，它们听说我们要来，提前透露出秋的信息。小枫树啊小枫树，你们让我们亲身体验了“波尔金诺的秋天”!啊，这个美丽的夏日里的秋日!”

腊月听蝉鸣，六月梅花开，小枫叶也在夏日里红了，跟着一起燃烧的，是在人生“第五季”里那颗饱经沧桑又永远不老的心。也许，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呆在文字构筑的“林中水滴”的世界里，真的是可以让人怀念，又让人忘世的啊!

美国作家塞林格写过一部《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在结尾中说：“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我的职务是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里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张老师便是这样的一个守望者。当“黄土地上的村民”纷纷涌向外面的世界，他默默地坚守着;当弟子们在林间空地上疯跑，他小心地守护着……而当日后，长大了的“孩子们”回忆起来，这一切也就化作了一份难忘的“飘香的记忆”。

回忆，代表的是另外的一种生存。

有人说，文字是虚幻的，是空相。

其实，文字也是可以触摸的，有温度的，有时也是可以不朽的。

不朽的是对老师的那份永远的情怀，永远的记忆。希望在老师八十岁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为他编一套更完整的文集;希望在老师九十岁的时候，弟子们能再来陪老师朗诵普希金的那些激情昂然的诗歌;希望在老师百年华诞之时，我们能团团围坐在他身边，回忆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

(张铁夫老师离世已快6载，值湘潭大学六十甲子之年，谨以此旧文纪念永远不“老”的张老师)

张铁夫老师与弟子胡强、沈云霞、宋德发合影

[责编:彭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