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7日下午3时，文科楼318会议室，国内外著名卡夫卡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曾艳兵教授如约而至，与文学院研究生倾情分享“人生与学术”。报告会由宋德发教授主持。刘中望教授、沈云霞博士现场聆听了报告。
选择卡夫卡
1984-1987年，曾艳兵先生就读于湘潭大学中文系，师从张铁夫教授。他硕士论文写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变态心理》。选择俄罗斯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对导师的追随，因为张铁夫教授正是我国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但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还是写他的“变态心理”，则是对导师的远离，因为张铁夫教授的研究中心是普希金。
硕士毕业后，曾艳兵先生到青岛大学任教。他的研究对象拓展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被视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之一，所以，这样的选择也是顺其自然之事。当一位前辈接到这本书后，随口问了一句“那下一本书写什么呢？”原本准备休息一阵的曾艳兵先生为不辜负前辈一句不经意的“期待”，又写了一本《东方后现代》。写作两本书的过程中，曾艳兵先生发现，卡夫卡是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灵魂人物，如果没有理解他，对西方、后现代文学的理解总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拓展到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再从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集中到卡夫卡，这种从点到面，再从面回归点的研究路径，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成为卡夫卡研究专家，意味离导师的研究领域越来越远了。但正是这种远离，曾艳兵先生在学术上成为了一个更独特、更创新、更优秀的自己，而这恰恰是对导师学术精神最好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当我们离导师最远的时候，也是我们离导师最近的时候”，曾艳兵先生如是说。
理解卡夫卡
自1993年在《湘潭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论卡夫卡的论文以来，曾艳兵先生已经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出版了《卡夫卡的眼睛》《卡夫卡研究》《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等研究卡夫卡的专著，在《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了100余篇研究卡夫卡的论文,还主持了两项研究卡夫卡的国家社科基金。二十多年来，对卡夫卡的痴迷让他一见到“卡”字就兴奋，一看到“卡夫”两个字就疑惑“还有一个卡字去了哪里？”后来他才知道，“卡夫”其实是一种饼干的名字。
卡夫卡是最难懂的作家之一。谁都不能说自己能真的理解了卡夫卡。爱因斯坦从托马斯·曼那里获得卡夫卡的作品，读完之后，说了一句“卡夫卡的作品太复杂，我的脑袋不够用。”世界上还有比爱因斯坦更复杂的大脑吗？如果爱因斯坦都理解不了卡夫卡，还有其他人可以理解卡夫卡吗？
曾艳兵先生说自己不能肯定是否真的理解了卡夫卡，但在别人看来，他是最接近理解卡夫卡的人之一。他用卡夫卡的思维和语言解读卡夫卡，可以帮助很多喜爱卡夫卡的读者和听众走进卡夫卡。他能够如此理解卡夫卡，除了他的哲学素养、文学悟性之外，或许还同他的经历有关。他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过乡，当过民办教师、公办教师，还参过军，做过工人。最为神奇的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开卡车，这冥冥中注定他要将来要研究卡夫卡。在研究卡夫卡的过程中，他先从青岛调往天津工作，后又从天津前往北京任职。他的人一直是自由的，却又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最重要的身份证明——档案一直被“扣留”在青岛。这段长期被“卡”住了的经历让他对卡夫卡生活和作品无处不在的“卡住了”有了更真切深刻的理解。
超越卡夫卡
研究卡夫卡的目的不是复述卡夫卡，那既不可能，又毫无意义。研究卡夫卡的目的，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激活卡夫卡。曾艳兵教授虽然在思维方式和言语方式上越来越“卡夫卡式”，但是他所想的、所说的，显然是卡夫卡不能想的、不能说的：“再见不是不再相见，而是会再次相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知道的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的越来越少”；“学术领域之所以出现空白，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填补一个没有意义的空白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感到没有希望的时候才能感到有希望”；“能够看到用了什么理论的文章都不是理论的文章”……
曾艳兵先生在走进卡夫卡之后，又走出了卡夫卡，这是一种生活理性和生活智慧。这不是对卡夫卡的背离，而是对卡夫卡的超越。比如卡夫卡是一个很“冷”的作家，但曾艳兵先生是一个很暖的“暖男”；卡夫卡总是那么柔弱和忧郁，曾艳兵先生总是那么健美和阳光；卡夫卡一生寂寞和孤独，曾艳兵先生除了思想上偶尔有些寂寞外，日常生活中朋友遍天下，从未感到孤独；卡夫卡活在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中，离现实很远很远，曾艳兵先生也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却又有着健全的现实感，以及审慎、迂回的现实精神，所以他的卡夫卡研究从生活中来，又回到生活中去，超越了抽象的概念、沉闷的逻辑和苦涩的理论，富有生命的灵动、个性和洒脱。
在点评环节，宋德发教授说，曾艳兵先生对人生与学术的回顾启发我们，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专注有多重要；哲学有多重要；阅历有多重要；智慧有多重要。
（供稿：向璐 史乔伊 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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