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文学遗产论坛”于2007年11月8日－9日在湘潭大学举行，会议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湘潭大学主办，必赢线路检测中心承办。会议议题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状况的思考，湖南古代文学研究，等等。与会代表60余人，来自3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提交论文40余篇。

　　8日上午举行了二场大会发言，第一场由老专家做学术报告：邓绍基阐述了吴晓铃先生《我研究戏曲的方法》中“关于戏曲研究‘基本建设’的卓见”，陈伯海先生探讨了文学史研究中“还原”与“重构”问题，刘世德先生讲述了钱锺书先生的逸事及其学术意义，阐发了学术争论的“谁主张，谁举证”、“疑罪从无”两条原则，刘世德先生畅言“词学研究的昨天、今天、明天”。第二场大会发言，分别为：张宏生《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郭英德《古代文学与当代社会文化》，王兆鹏《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研究思考和展望》，李剑波《清代诗坛宗宋的原因》，朱迪光《新时期中国古典诗歌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8日下午为二组共计四场的小组讨论，9日上午举行了二场大会发言，分别是：关爱和《曾门弟子及桐城派的复归》，徐有富《〈诗序〉考》，刘松来《中国古代文学特点管窥》，郑永晓《学科发展与数据库的建设》，陈书录《加强区域文化视野中明清区域文学的特色研究》，沈松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史学观照》，张仲谋《论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系统》，林怡《论东进王谢家族迁居与浙东文学的兴盛》，朱丽霞《归欤？不归欤？――《送孙无言归黄山》的经济学诠释》。大会发言及小组讨论大致围绕议题展开：

一、 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问题
　　陈伯海提出了文学史研究何为即文学史研究干什么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认为历史的原生态不可能“还原”，“理想的文学史，应该是在还原与重构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既有还原事实的一面，又有重新建构历史通道和开发新意义的一面”。党圣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进步观》一文将中国古代的进步观同退化观和循环观进行细致比较，认为，在思想体系、理论深度、理论传承诸方面，进步观并不具有优势，在思想史上、文学史上的影响甚微。但是，近代以来，因受西方进化论、唯物史观的影响，进步观成功转型，遂成为文学研究中最核心的价值取向，终成主流。然而，二十世纪以来，理性主义、科技主义式微，进步观的合法性及正当性乃至未来走向日益受到质疑，当引起学人的注意。张宏生认为，清代陈维崧最早提出了“词史”理论，这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反映出尊体的意识，推动了创作的转向，为清词中兴作了理论和创作的准备。张仲谋考察了文体学研究中的系统思想和方法，以宋诗同宋词的互相作用为例，说明了“当一种新的具有影响力的文体以旺盛的生机楔入固有的文体系统时，必然会使原有的文体及整个文体系统的生态环境发生一些变化”。因此，主张“研究任何一种具体文体时都应把它放在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系统内来作整体观照”。徐炼《陶诗〈乞食〉的真实性》一文，从分析陶渊明《乞食》诗出发，说明作品真实性与真实感的辩证关系，进而阐发现代人难以理解的陶渊明独特的艺术境界。党圣元、徐炼二位先生的讨论有重构之趣，而张宏生、张仲谋二位则意在还原，比照陈伯海先生的命题，隐然成两派意见。另外，刘宁的《李白是浪漫诗人吗――反思中国20世纪对李白的浪漫主义解读》、沙先一的《关于清代选词学的若干思考》等分别探讨了浪漫主义批评的是非问题、清代选词学的建构问题等，颇有新见。

二、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代表们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统计学、信息技术等交叉学科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问题。许建平《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经济视角》一文从古代中国道义富贵人的人性认知、亚里斯多德“四因说”、审美的功利性等方面论证对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必要性，进而提出“新经济学视角”的概念，以发展“旧经济学视角”（即“社会经济学视角”）。朱丽霞似乎即是以个案的经济学分析对许先生提出的理论作出回应。沈松勤强调文学研究的史学观照，不仅要关注“文学中的史学”，而且更应关注“史学中的文学”，努力“构建一种以创作主体为核心的，从史学入而从文学出的研究方法”。王兆鹏在小组讨论中介绍了个人用统计学方法分析经典的尝试，引发代表们热烈的讨论。郑永晓介绍正在开发的高学术水准的数据库，试图对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跨越式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三、 中国古代地域文学问题
　　陈书录指出，明清区域文学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是对于明清文学的区域特色关注不够；而要辩明区域特色，则必须加强区域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才能开拓出区域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关爱和考察了近代湘乡文派的演变轨迹，认为，在洋务运动高涨之时，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等弟子羽翼曾国藩，湘乡派风靡一时。但当洋务运动退潮后，曾氏另一弟子吴汝纶致力于湘乡派文向桐城派文的复归，以纠湘乡派过于亲近政治之偏，在吴门弟子的呼应下，复归最终得以实现。马卫中《明末清初江苏诗歌总集与诗派之关系》、张兵《王夫之与清初湖南遗民诗创作》、方盛良《东南文化与徽商诗词创作活动》、林怡《论东晋王谢家族迁居与浙东文学的兴盛》等则从选本、文学群体、地域文化、家族文学等角度探讨地域文学，均有独到之处。

四、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代表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不同文体或不同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邓绍基挖掘吴晓铃先生关于戏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特别是关于学科基本建设的一系列意见，指出这些意见对当今戏曲学科乃至其他学科的建设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刘扬忠回顾词学研究的昨天、今天，认为昨天是由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大师开创的；虽然今天是没有大师的时代，但整个成就却超过了昨天；然而昨天、今天的词学研究仍存在明显的偏向，即过于重视唐宋词研究，而忽视其后代词的研究。因此展望明天，我们应加强对元明清词的研究，填补20世纪词研究的空白，而且应以文学为本位，但要走打通研究、交叉研究、综合研究的道路。王兆鹏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对经典的研究相比其他学科显得较为冷清，完全有必要深化，而且在研究范围、研究层次、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可待拓展的空间。王友胜《五十年来钱锺书〈宋诗选注〉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综述了学术界在选诗、注释、评点、理论及缺失等方面对钱先生《宋诗选注》的研究成果，并展望了今后研究《宋诗选注》的重点和方向。

五、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
　　徐有富考察了关于《诗序》的一系列问题，认为《诗序》是层累地造成的，其性质为《诗》三百篇的目录，《诗序》分为五个部分，篇题、章句数、原序，为周朝列任太师所写。西汉毛亨、毛苌将前人所做《诗序》作了修改，加工成《毛诗序》，最后，东汉卫宏为《毛诗序》做了定型工作。张兴武《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一文，针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太学体”问题，发表个人独到的意见，认为“太学体”仅仅是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应试文风，是“庆历之学”的必然反映，具有议论怪诞、语言僻涩的特点；而并非文学意义上的“古文”，其文学性不高，不应成为时人认为的“古文运动”革新对象。张德建《“欧学”与明初台阁文学》一文认为，基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永乐以来的台阁文学自觉将欧阳修塑造成集道统、史统、政统、文统于一身的典范，并由此建树台阁文学的基本理念和创作特征。雷磊《前七子派的兴起及其发展的阶段性》一文，针对明代文学研究中复古派这一热点，探讨众说纷纭而迄无定说的前七子派兴起及其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认为其兴起在弘治十五年（1502）至弘治十八年（1505）之间，而其发展分为“合”（1493－1506）、“分”（1507－1511）、“散”（1512－1529）三个时期；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是澄清环绕在前七派许多问题上模糊认识的前提。许建中《民族冲突叙述：情节结构转换与忠奸斗争主题》一文，观察到表现民族冲突题材的古代文学作品，其情节结构多由民族冲突转换到了忠奸斗争，最终突出和强化了忠奸斗争主题。并分析这一现象在明代集中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

　　9日上午，举行了闭幕式，陶文鹏主编致闭幕辞。陶先生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绩做了总结和肯定，同时指出，这其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风和文风不正。学风上充斥浮躁之气，而文风上多有“洋博士体”、“电脑体”、“综述体”、“讲义体”等，亟需改进。二是古代文学研究者整体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应加强理论学习，努力做到中外融通。但要以我为主，充分自信，引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潮流。三是应加强对中国新时期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经验和成果的总结。《文学遗产》为此开辟了专栏，从明年起见刊，而且要一直办下去。最后陶主编呼吁各位专家学者为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做出自己的努力。

（雷磊）

本文转载自《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