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赢线路检测中心何云波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入选“中外语言文学学术文库”，近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外语言文学学术文库”是以“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影响因子作为遴选标准，首批遴选了语言学卷、文学卷、翻译卷共二十册，均为“四十多年来在中国语言学、文学和翻译学学科领域内知名度高、学术含金量大的原创学术著作”。其中文学卷主要包括《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西方文学与现代性叙事的展开》《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英国小说艺术史》《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唯一入选的一本著作。
何云波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比较文学、围棋文化教学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是199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的文化阐析》研究成果，1997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文化的角度（文化心理、宗教、城市、西方、精神分析、现代主义、民族精神等）全面阐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中国比较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俄罗斯文艺》、《博览群书》、《中国文化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纷纷发表书评，予以很高的评价。《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一书认为该书在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研究中具有“拓荒的意义”。 该书在俄罗斯亦引起较大反响，俄罗斯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1999.3）刊载长篇书评予以评介。该书1998年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1999年获湖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青年学术奖入围奖，2001年获湖南省首届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何云波教授是国内知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近期又完成了《跨学科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附录一：
原版后记
较深入地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研究生求学期间。在《比较文学》课上，我交了篇万余字的作业《精神分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想以这个题目做学位论文，那是1987年。导师说这个题目太敏感了点，较难把握，让我换一个。不承想换的却是一个更难把握的课题：《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意识》。导师见我固执如此，也就认可了。于是读作品，看有关宗教及俄罗斯文化方面的书。论文出来了，居然得到导师和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首肯。从此坚定了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俄罗斯苏联文学的信心。
毕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兴趣转向20世纪苏联文学。以年轻人特有的叛逆精神，发了不少偏激之论，居然浪得些虚名。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敢再去触摸。老实说，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太痛苦了。阅读他的作品，几乎毫无快感可言。这位被称作“残酷的”、“病态的”天才作家，他笔下的充满了人生的苦难、灵魂的煎熬、精神谵妄与分裂的世界，叫你不敢不想不忍去面对。直到1994年，系里让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于是报了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的文化阐析》，本来没存希望，结果居然批了，于是重新拣拾起陀思妥耶夫斯基。
那真是一段精神的苦难历程。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就仿佛幻游中的但丁走进“地狱”：“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冷雨、阴风、冰雹、冰湖、火磔之刑……在忍受了这一切之后，你才得以见到天堂里的一线微光。鲁迅先生曾讲过，他在年轻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佩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即是但丁。读《神曲•炼狱篇》时，见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就在这地方停住，终于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鲁迅先生作为一位在黑暗与虚无中寻求光明与实有的反抗绝望的英雄，尚且不能走到天国去，何况我辈凡俗中人。
中国文化向来重视对审美式人生的追求。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心头挂，便是人间好时节”。虚融淡泊、自得无碍，自有它动人的魅力。由此，我们总在有意无意地拒绝苦难，拒绝苦难中的拯救与超越。当然，我们也就在心理上拒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了整个俄罗斯文化中所蕴含的那一份悲怆。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过于崇尚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音便仍如《圣经》中那位希伯来先知在空旷无人的荒野上的呼叫，很少有人去聆听。
无言独上西楼。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听他那来自旷野的呼告。多少次不想倾听又不得不倾听，不敢面对又不得不面对。曾发誓写完这部书稿就永远跟这位残酷的作家告别，说不定哪一天又会自动去赴这灵魂的“苦役”。这不，刚发完誓，脑袋里又已闪现一个新的题目：《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也许，这就是宿命，我们终于无可回避，不再潇洒。
所幸的是，在这寂寞的旅途中，仍有不少的热心人在关心着我、扶持着我。我的导师张铁夫先生，是他把我领入俄罗斯文学这块广袤而沉重的土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吴元迈先生给过我许多的鼓励；湖南教肓出版社的诸位先生面对这部一点也不轻松、自然也不大可能引起最广大的读者的共鸣的书稿， 居然没有望而却步。生活中的这种种因缘，已经不是“感谢”两字表达得了的，索性就此打住。
何云波
——2016年于长沙铁道学院
附录二：
再版后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出版20年了。199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我，待在一个工科院校，有幸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的文化阐析》。那时，住在学校的一套旧房子里，带着孩子，上着许多的课，有点空隙，就会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流连忘返。住的房子在一楼，阴暗潮湿，经常有老鼠出没。“他把被子抖了一下，一只老鼠突然跳到床单上。他扑过去捉老鼠，老鼠没有跳下床来逃走，却东钻西窜……”（《罪与罚》）恍惚间，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便会交融在一起，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书稿写完，自己也大病一场，仿佛生命在那一刻，也耗尽了。
从来没有这么投入又这么痛苦地写过一本书。因为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历难的圣徒，让你不得不去面对人生的一些残酷的东西，仿佛十字架上的苦刑，历尽磨难，才得救赎。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出版后，各方面反响还不错，先后获得湖南省和教育部的社科成果奖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可以说，那个时候获得的各种荣誉基本上都跟这本书有关。它也让我在书正式出版前，就破格评上教授。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自嘲说，靠咀嚼作家的苦难获得各种现实的利益，这是我应该感到羞愧呢，还是这个时代的学术本来就是如此。
后来，因为一样好玩的东西：围棋，兴趣转向中国文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有些疏离了。但回想起来，真正能代表我的学术探索所能达到的高度的，一本就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一本是博士论文《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它们正好代表了我人生的两个阶段。从1987年做硕士论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意识》到199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出版，构成了我人生的一段难忘的记忆。
重校此书时，我正在做关于陀氏的一个新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跨学科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20年后重新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的初版《后记》中我曾说：“曾发誓写完这部书稿就永远跟这位残酷的作家告别，说不定哪一天又会自动去赴这灵魂的‘苦役’”。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一种宿命。
感谢湖南教育出版社，当年在学术著作并不好销的情况下，毅然无偿出版一位青年学者的处女作，且支付酬劳，虽不丰厚，但足以给人一些学术研究的信心与慰籍。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将它纳入“外国语言文学文库”，重新出版。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筹划如此大型的学术文化工程，其胆识与情怀，真的令人感佩。在书稿的整理过程中，无意中读到当年书稿出版时，朋友们在《中国比较文学》《俄罗斯文艺》《中外文化与文论》《中国文化报》、香港《大公报》、俄罗斯《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的书评文字。作者如陈建华、王志耕、刘亚丁、曾艳兵、黎跃进、王璞等，他们如今都已是著名的学者，当年在一起坐而论道、如切如磋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英男教授还把它介绍到俄罗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的所长吴元迈先生为书作序，对年少轻狂如我等的宽容，让人倍受鼓舞。长辈与朋友们的殷殷之情，让我感动。而我的硕士导师张铁夫先生，已经过世，他殷切的目光，却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
书稿除了个别文字、注释作了校正，未做如何加工。尽管20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东西。但还是让它保留旧貌吧！因为那里有我曾经的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何云波
——2019年于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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